美国最严重枪击案：反思“我是唯一”的偏激逻辑
在奥巴马时叫“我们的共同价值观”，而在特朗普时则叫“美国第一”——其实不妨将“美国第一”的逻辑称作“我是唯一”和“第二去死”的逻辑。
文 | 陶短房
当地时间10月1日晚，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最繁华地点之一——曼德勒湾赌场酒店外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正举行有2.2万人出席的大型户外音乐会，64岁的拉斯维加斯本地居民斯蒂芬.帕多克（Stephen Paddock）突然从酒店32楼向人群疯狂射击，造成现场一片混乱。
据非正式统计，事件至少造成逾50人死亡、406人去医院接受治疗。帕多克随后自杀身亡，拉斯维加斯市警方发言人隆巴多（Joe Lombardo）表示，他并非警方熟悉人物，也未发现任何特殊背景，暂时难以确定其作案动机。最新消息显示ISIS宣布对此事件负责，但迄今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其说法。
尽管警方在帕多克房间里找到至少8支长短枪，但正如许多行家所指出，较诸枪弹直接杀伤，被猝然发生的变故所惊吓、因恐惧和震惊而到处奔走、自相拥挤践踏所造成的伤亡至少未遑多让。可以说，因暴力事件而引发的不安全感和暴力事件本身共同作用，酿成了这场美国有史以来伤亡最严重的枪击事件。
此前最严重的枪击事件，是2016年佛罗里达奥兰多某LGBTQ夜总会发生的“6.12”持枪恐怖袭击案（49死50伤，枪手为阿富汗裔美国人马滕Omar Mateen），而最严重的公众袭击事件则是大名鼎鼎的“9.11”。
几乎每一次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，都会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：一派呼吁“用更多包容消弭仇恨”，另一派则主张进一步加强安全措施“防患于未然”；一派严厉谴责枪支泛滥，认为过于宽松的枪支是暴力泛滥之源，另一派则会强调“正因为暴力泛滥公民才必须享有持枪自卫权”……
“6.12”事件发生时，这一幕就曾出现，可以想见，此番性质更恶劣、震撼效果更强的“10.1”事件，会导致更多州、市在政治家和社会团体推动下，出台更严厉禁枪限枪措施，而另一些州、市则会出现枪支弹药抢购脱销的场面。
前任总统奥巴马（Balack Obama）作为坚定的“限枪派”，开创了利用暴力流血枪案在网络平台造势推动限枪的先河。尽管不能将现任总统特朗普本人归于“拥枪派”，但他及共和党的铁杆支持群体中却不乏步枪协会成员，且按照他一贯“奥巴马支持我反对”的行为逻辑，几乎可以断定，他如果就此事发声，会站在哪种立场的一边——而这在美国当前政治分野殄域分明、针锋相对的二元政治、社会格局下，注定会成为“挺特朗普”和“倒特朗普”双方博弈的又一个平台。
由于这种政治、社会格局的二元化，“挺”、“倒”双方都会竭力证明事件是对方的错误、失败所致，而本方的“药方”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。枪手身份、动机的不明，则会给双方更多的博弈空间。
这其实是另一种“不安全感”的弥漫：坚信自己的选择、判断是对的，同时认定对手的选择、判断是错的，并将这种“错误”的存在和逼近视作威胁和“不安全”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这种逻辑实际上早在“9.11”前后就已在美国政治、社会生活中泛滥，只不过在小布什（George Walker Bush）时叫“国家安全站队”，在奥巴马时叫“我们的共同价值观”，而在特朗普时则叫“美国第一”——其实不妨将“美国第一”的逻辑称作“我是唯一”和“第二去死”的逻辑。
更要命的是，几乎所有原教旨分子、极端分子、恐怖暴力分子和社会仇恨分子，遵循的也是同样但更偏激的逻辑——我需要生存，所以你们必须去死；我需要安全感，所以必须剥夺你们的安全。
这种“我是唯一”逻辑在社会中的蔓延，会导致更多极端事件的发生，而更多极端事件的发生，又会让滋生这种偏激逻辑的社会不安全感变本加厉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与此同时，这种逻辑的“精华版”、“文明版”在政治生活中日益普及，会导致许多本应求“最大公约数”的日常程序在“非此即彼”、“有我无彼”的对立中陷入零和游戏，并导致一系列不应有的混乱、低效，甚至停摆。
相较于歹徒枪口中喷射出的子弹，“踩踏效应”是更危险、更具杀伤力和破坏性的。但同样，后者相较于前者，是更应该也更容易被控制和避免的。在弄清“10.1”事件真相、探究歹徒作案动机，以及有的放矢加强公共安全措施的同时，反思“我是唯一”逻辑，避免更多“踩踏效应”的连续、循环发生，则同样（甚至更加）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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